新京报&经济观察报双料年度好书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挖掘土地制度的奇迹与困境
上周，“新京报2018年度十大好书”和“2018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十大好书”先后向同一本书致敬——刘守英教授所著《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土地分配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附着于土地问题之上的关于产权和权利的认知，则与改革的方向息息相关。
刘守英教授致力于土地问题研究数十年，并曾参与土地制度改革与地方试验设计。他对土地问题30年实地走访与研究写就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以土地制度变迁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基于对湄潭、成都、重庆、南海、义乌、北京郊区等地农村和城市土地改革的试验与长期跟踪，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变革面临的困境，以及底层突围面临的困境。
这是一本兼具实证精神和现实关怀的学术著作，
也是一部凝结了一个研究者数十年调研、思考、阅读的作品。
本文奉上《新京报》《经济观察报》对该书的致敬辞、刘守英教授的获奖答谢辞，以及《新京报》对刘守英教授的采访（刊于2019年1月12日）。相信你会更加了解，刘守英教授的这一年、这代人和这本书。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作者：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新京报2018年度十大好书 致敬辞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间，经济表现最为突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则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集体土地上的乡村工业化，从以地招商引资的园区工业化到土地资本的城市化，土地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然而，在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变迁持续挑战着既定的人地关系安排，在城市，以地谋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国内学术界关于土地问题与改革长期众说纷纭，近年争议尤甚。
刘守英数十年来致力于土地问题研究，并曾参与土地制度改革与地方试验设计，通过在基层的一手调查向读者呈现真实的土地问题与变革困境。他在学理和政策研究层面力主土地制度的持续改革，在农村以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为中心重构土地权利关系，在城市从发展方式和制度安排上降低对土地资本的依赖。我们致敬刘守英，致敬他在《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一书中兼具实证精神和现实关怀的探索，也致敬这位经济学家走进真实世界的智识和勇气。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十大好书 颁奖辞
土地分配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附着于土地问题之上的关于产权和权利的认知，则与改革的方向息息相关。作者基于对土地问题的30年实地走访与研究，对进入深水区的土地改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学理性分析——这种困境并非只源于土地改革本身，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背后的农民的地位息息相关。这本凝结了作者调研、思考、阅读的作品，是对收获了无数赞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的理性反思——任何改革的红利，都不应建立在牺牲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上，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起点都应当是对于产权正义的捍卫。
——《经济观察报·书评》
《新京报》对话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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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这一年
新京报：2018年刚翻篇。岁末，《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的草案删去了包括关于建设使用非农业建设土地，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先征为国有等规定。这一年，你也将此前关于中国土地的一些实证研究整理出版，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术总结。回顾2018年，你认为土地制度和个人研究，进步和困境各有几何？
刘守英：与过去一些年的不如意相比，2018年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展总体是满意的。岁末全国人大通过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按集体所有权、成员承包权、耕作者经营权重构农地权利结构，对未来乡村土地权利安排与农作方式的影响将产生深远影响；《土地管理法》修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取消农地转用必须实行征地和转国有的安排，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下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进入非农用地市场，这是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一直呼吁的一项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甚是欣慰。
另外，改革以来一直未动的宅基地改革也已破冰，个人关注的几个试点——贵州湄潭县、浙江义乌市、四川泸县的的制度创新和实际绩效也显现，并越来越得到决策认可，这也是作为研究者可遇难求的。在研究方面，我在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实证检验与该模式衰竭的测度上也取得了进展，更加建立了必须改革这一模式的理论自信，同时，关于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与写作也已启动。
这代人
新京报：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因改革开放而全面改变。你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60”后，同时经历了计划年代和改革年代。这些生活经历对你从事土地研究有方法论或研究视角上的影响吗？
刘守英：是的。这三个时代的烙印对我的土地问题研究影响至深。因为生于计划经济年代，亲历过集体体制弊端造成的农民行为扭曲和农村贫困，这种刻骨铭心的烙印时时提醒我，土地问题的研究与政策主张不能有半点浪漫主义色彩，它是关乎农民生计和命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兴趣问题。投身于改革年代，使自己切身体验到体制的变革重在策略，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键能推得动，而不在观点的彻底性，更不在文字的可观赏性。
作为“60”后的一份子，更在乎自己的行为能给社会和所关心的对象留下点什么，并不太在意个人的得失，这也是有些研究和建议显得大胆、但也会发出去的底气。这些特质坚定了我土地研究的基本立场：立足于农民的土地权利和获利机会；基本准则：从农民的视角寻找政策的突破；基本方法：从底层获取一手信息，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不信，不传、不写。
这本书
新京报：国内学术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长期众说纷纭。你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者、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整理出版《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你对土地制度变革的看法或体会与此前有不一样吗？
刘守英：整理出版过去30年的研究是一个很偶然的动议。一天晚上清理电脑文件时，将土地相关研究做了个目录，灵机一动，何不将土地案例研究和土地政策研究分成两部出版，也算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交待，兴许可以给将来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一手的资料和线索。于是，有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土地问题调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这本书的很多研究并不是预设的，往往是在一线调查中发现的，比如，从产权束角度观察成员权集体所有制的演进，就是在一线调查从农民对土地权利的理解发现的，农民并不关心叫集体制还是什么制，但他对具体权利安排的强度和可信度非常在意；集体土地工业化路径的研究是最初在广东南海发现的，但那次设定的主题事实上是规模经营；土地财政的概念是在浙江调研发现的，但那次的目的却是占补平衡；土地金融的概念是在陕西和重庆发现的，但那两次的调研目的都是关于征地中的农民权利。
有意思的是，这些并没按设计所做的研究，集结起来后却无巧不成书串成一个主线：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读者从中不难发现，土地问题是一个宏观问题，影响国民经济全局。这或许是支撑我为这一主题耕耘如此长、还不肯割舍的原因。
答谢辞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获奖让我心情非常复杂。本书是我1988-2018年间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研究集。30年前当我进入中国土地问题时，压根儿也没想到会在这一主题上坚守如此长的时间。土地问题的持续热度反映了土地改革的不尽人意，也为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养分。感谢引领我入道的老周（其仁），感谢所有提供一线调研和试验的地方和基层的朋友，感谢给我提供研究帮助和建议的所有朋友。
这本书荣获“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我感到非常荣幸。《新京报·书评周刊》是国内媒体不可多得的以责任为读者坚守的栏目，感谢新京报、读者和学者的厚爱。同时也要感谢出版人高晓斐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刘美昱女士的辛勤付出，使本书能够顺利地呈现给读者。
土地制度是国家基础性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成败事关中国转型成败。2019年1月1日事关几亿农民的《土地承包法》修订付诸实施，《土地管理法》修订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33个土地试点正处于收官阶段。我们期待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走好下半程，成为推动建成现代强国的最重要制度安排。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作者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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